一月中旬，北京进入深冬。

苏青禾在景元待到了第三个月。金融街两旁的行道树早已落光了叶子，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的天空，被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映出一片冷调的蓝。她每天早上七点半到公司，晚上九点以后才走，偶尔周末也来。小周有一次加班碰到她，忍不住问了一句“苏总你都不休息的吗”，她头也没抬，说“项目不等人”。

她不是不累。她只是习惯了用工作量把自己的时间填满。在香港的时候是这样，在北京也是这样。工作越多，她越不用去想别的事。比如妈妈在电话里提的“你爸那边”，比如那条压在旧手套底下的灰色羊绒围巾，比如深夜加班时偶尔会收到的那条写着“早点回去”的微信。

东南亚项目推进到了关键阶段。景元的投资委员会已经批准了项目建议书，下一步是正式启动尽调，并在一个月内完成投资框架协议的谈判。印尼那边的合作伙伴suryaenergy动作很快，已经发来了第一批尽调材料的清单。法务部的小孙在苏青禾的工位旁边支了一张临时桌子，每天抱着一堆文件过来对。

“苏总，土地使用权的权属链有一个缺口。”小孙把一份文件摊开，指着一行印尼文，“这个电站在爪哇岛，但土地证上的面积和实际用地面积差了将近百分之二十。hendra那边说是历史遗留问题，当地政府口头同意扩了，但正式批文一直没下来。”

“口头同意不行。”苏青禾放下笔，声音不大但很确定，“框架协议里必须加上一条——交割前置条件包括完整的土地使用权证明。没有批文，这块地就不能进资产包。”

“但如果这样的话，整个电站的估值可能要往下调不少。”

“调。”她翻到财务模型的那一页，拿出计算器按了几个数字，“把这片地单独剥离出来做成一个选项条款。如果他们能在交割前补齐手续，按原估值执行；补不齐，按下调后的估值。给他们一个激励机制，逼着他们去搞定。”

小孙看着她，愣了一秒，随即低头在本子上飞快地记。苏青禾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——不绕弯、不模糊、不留尾巴——他已经慢慢习惯了，但还是会时不时被她的果断震一下。

“苏总，你做投行几年了？”小孙没忍住问了一句。

“四年多。”

“四年就能这样？”

“能。”她说，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一个公式定理，“只要你别把时间浪费在自我怀疑上。”

小孙把这句话记在了本子上，虽然他也不确定这句话算不算工作笔记的一部分。

陆景琛推门进来的时候，苏青禾正在和小赵对印尼的发电量预测模型。她把电脑屏幕转过来，指着一条趋势线：“你用的这个增长率是基于过去三年的平均值，但过去三年印尼有大选、有疫情，数据本身就异常。用平均值去预测未来，会把异常的波动带进去。换一种方法——把异常年份的数据做平滑处理，然后用中位数而不是平均值做基线。”

小赵推了推眼镜，盯着屏幕想了几秒，然后点了点头：“懂了，我重新跑一下。”

陆景琛站在门口，没有出声。他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，西装外套没扣，领带打得一丝不苟。他看着苏青禾侧身跟小赵解释模型的姿态——身体微微前倾，手指精准地点在数据点上，语速不快但每一个字都落地有声——然后他发现自己在看的不只是她的专业。

她今天穿了一件浅灰色的羊绒开衫，头发没有像平时那样束起来，而是松散地垂在肩膀两侧。耳垂上那对珍珠耳钉还在，小小的，亮润的，和她整个人一样克制。

她大概不知道他在看她。或者知道，但不在意。陆景琛不太确定哪一种更让他觉得有意思。

“苏青禾。”他开口。

她抬起头，对上他的目光。

“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”

陆景琛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，两面落地窗，采光极好。办公桌是大理石台面的，收拾得一尘不染，连笔筒里的笔都按颜色排列。苏青禾每次进来都觉得这个房间和陆景琛本人太像了——克制，有序，不留破绽。

他在办公桌后面坐下，把文件夹推到她面前。

“印尼的实地调研，下周出发。雅加达三天，苏门答腊两天，总共五天。这是调研行程的初稿，你看看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。”

苏青禾翻开文件夹，从头到尾扫了一遍。行程安排得很密——第一天拜会hendra公司，第二天看电站运营数据，第三天去苏门答腊看在建项目，第四天和当地政府部门座谈，第五天内部总结、飞回北京。

“没问题。”她合上文件夹，“我带小赵和小孙去。法务和财务都需要现场看。”

“可以。”陆景琛双手交握放在桌上，看着她，“hendra这个人，我在新加坡见过一次。生意上很精明，但不算难搞。他有一个习惯——谈判的时候喜欢用印尼语和他的财务总监交流，以为别人听不懂。其实他说的那些，他的cfo大部分时候都会在会后私下告诉我们。”